在我们家，下放知青好斗是出了名的。总看见他们三五成群地四处游荡，相互比试。虽然从未出过人命，与我们当地人也相安无事，可是，样子的确吓人。蒋老师是安庆人，初中毕业就下放了，选择了教书。先是教小学，几年之后居然毛遂自荐进了初中。一开始，教我们初一的代数。
瘦瘦的，黑黑的，高高的。嘴角坚毅地抿着，一看就让人觉得不好惹。操一口带安庆口音的普通话，声音有点沙哑，嘎啦嘎啦的。总的说来语调比较低沉，然而也很有起伏。喜欢卖关子，平淡无奇的数字，被他讲得津津有味。到关键处语调提高，语速放慢。最后一句“是不是啊”，又低又急，听起来像是一个“唦”字。我们的基础都不太好，薄弱处他狠狠地擂。时刻拿着个小教鞭。眼睛快，上课学生不敢分神。遇到特别顽劣的学生，他会毫不客气地把他拎起来站着。作业多，要求严，喜欢搞小测验。
当时，“白卷英雄张铁生”炒得正热。于是，个别不想学的同学就贴他的大字报。他看见之后，劈手撕下，照常上课：“我们写大字报的时候，你们还没有上学呢！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学？既然开了这门课，我们为什么就学不过帝修反？”说理说不过他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记得很熟的。有年轻老师为那些学生说话，他竟真的动起武来。告到校领导那里，校领导也拿他没办法：“当年的红卫兵，现在的下放知青，是惹不得的！”
此后，反而得到了校领导的重用，成了学校的积极分子，带我们初二的班主任。
那时，我们学校刚从别处搬过来。我们主要的劳动任务是挖操场。老师负责挖土，女同学负责上土，我们用脸盆搬。前面是大河，后面是高山。我们在小山岗上来回地跑着，笑着，喊着口号，唱着革命歌曲。春天来了，挖山栽树。秋天来了，帮附近生产队抢收。冬天，我们还曾经在一个学大寨的模范生产队住了一个周，帮他们造梯田。他的沟通能力很强。首先，让生产队长带着我们参观他们的战果，讲述战斗史，描绘未来远景，他在旁边做适当的补充。然后，慢慢地把话题引到我们身上，为我们争取了很好的伙食。他自己做起事来很卖力，也很在行。对我的热情和韧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同时告诫我们干什么事都要找一找窍门。然后，告诫我们学习和生活中也一样。白天，我们热火朝天地劳动。晚上，我们搞联欢活动。青山和鸣，流水伴奏。村民围观，家犬追逐。唱的虽然是文革歌曲，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去想它的意义，更不会去斗争谁。纯粹是音乐，纯粹是快乐……
有时，他也和我们开开玩笑。当时，我们都认为自己长大了，有知识了。对儿时的事，土俗的东西，有一种自卑感的，却被他雅化起来。见到我们吃家里带来的山芋角、糖粑、瓜子之类的零食，他会把手伸出来，装成小朋友模样：“伸手问你讨，随你把多少。眼睛对你望，不把也不像。”他打了好菜，有时也会匀一点给我们。同时给我们讲一些生活趣事，一些普通的食品被他渲染得神乎其神：“妈妈买回几个西红柿，让小男孩盯上了。”眼睛发光，“趁妈妈不注意，拽走了一个。”语速加快，“还没出门就啃光了。”美滋滋地，“哎，小男孩的身体怎么样呢？”嘴角一跌，神秘地，“长得虎头虎脑。”一顿，“西红柿可是营养、美味又开胃哟！”接着分析营养成分……
节假日，很少看见有下放知青来找他，也很少看见他出门。大概是看我在初二的下学期险些失学，到过我家一次。家里留他吃午饭，找了附近的几个头面人物来陪他。当他说到石龛的几个小孩数我的成绩最好时，人们竟然当着我家人的面嘲笑起来：“学生请老师是应该的，不必感到不好意思……”“人有用，书有用；人无用，书无用”那是后话。过后，他更加鼓励我要好好读书，要坚强。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……
我们读完初二后，他回城了，结婚了。高考制度恢复后，他考取了大学，填的还是师范。同时，我也考进了潜山师范。受当时潮流的影响，对自己将出来当一名小学教师，感到前途很灰暗；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狂热，感到被人愚弄。旧的理想已经幻灭，新的理想还很茫然。对入团、入党很不当一回事，对那方面的书籍则是束之高阁。一个寒假到安庆玩，在他那儿住了一宿。住房挤窄、阴暗、潮湿。案头上，《毛泽东选集》赫然在列。他和我谈到深夜。夸奖我是他在乡下教书期间，最听话的两个学生之一。劝我也可以看看毛选，既然能凝聚人心，打赢战争，建立政权，就必定有它的价值。不会过时的，在于活学活用。要积极追求进步。与其站在圈外骂人，不如钻进去做事。好比一个班级，如果老师只是骂，会越骂越差。如果老师深入到学生中去，以身作则，施加影响，反而会往好的方向发展……
老师大学毕业后，一度搞过一阵子商业，很有成效的。没有停留在被人称为“老板”的虚荣中。家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，又回到了教育部门。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，我没有很好的听老师的话，混得很是不吓人。老师也没有实现他的凌云壮志。然而，几十年后才悟出，老师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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